牛根生：最“抠门”的大慈善家

　　[编者按]今天(11日)下午，备受关注的胡润慈善榜发布。85岁的余彭年仍是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朱孟依捐赠价值10亿元的股份排名第二；牛根生承诺捐出全部股份，其已捐出的价值约为6.5亿元，排名第三

　　今(11)天下午，备受关注的胡润慈善榜发布，记者了解到，今年，100位慈善家中有54位来自《2006胡润百富榜》，其中有30位是百富榜前100名的企业家。　　　　　　　　　　　　　　　　　

　　15位慈善家捐赠超亿元

　　85岁的余彭年仍是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朱孟依捐赠价值10亿元的股份排名第二；牛根生承诺捐出全部股份，其已捐出的价值约为6.5亿元，排名第三。今天下午，“胡润百富”第四次推出“胡润慈善榜”。

　　记者今天上午从“胡润百富”了解到，从2003年至今，榜上的100位慈善家共捐赠了近95亿元，而2006年为56亿元。捐赠额约占他们财富总量的4.8%，捐赠超过1亿元的慈善家就有15位。

　　余彭年、牛根生、刘佩珍和陈德勋都捐出了几乎全部财富。他们捐赠的财富数额与其个人财富的比例高于美国最著名的慈善家巴菲特和比尔。盖茨。

　　教育仍是捐赠热点

　　根据胡润的统计，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这也无形之中促进了社会对这些领域的关注程度，甚至会影响国家的政策导向。

　　据了解，榜上的100位慈善家捐赠最多的领域是教育，其次社会公益、扶贫和健康都是他们偏重的捐赠方向。

　　《2007胡润慈善榜》

　　排名姓名金额元(03至今)捐赠方向公司总部出生地年龄

　　1余彭年2，000，000，000健康、高等教育彭年实业广东湖南85

　　2朱孟依1，088，700，000教育、健康合生创展广东广东48

　　3牛根生650，000，000社会公益蒙牛集团内蒙古内蒙古53

　　4黄如论645，200，000教育、扶贫、健康金源集团北京福建56

　　5杨澜吴征夫妇556，000，000教育、文化事业阳光媒体投资上海、北京39、42

　　年轻富豪捐款显“抠门”

　　今年，榜上的100位慈善家平均年龄51岁。今年85岁的余彭年仍是最年长的慈善家，最年轻的是34岁的陈天桥。而去年榜上的100位慈善家平均年龄48岁。

　　由此看来，今年慈善家的平均年龄比去年还有上涨，，被认为是“新富”的代表人选还没有开始关心慈善事业。胡润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例说，比如施正荣、张茵还没有在榜单上出现；比如2005年胡润百富榜的前四名(黄光裕、严介和、陈天桥、丁磊)，他们所有的捐赠加起来才仅有4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2003年，当英国小伙儿胡润推出“中国百富榜”时，他惊奇地发现，上榜富人的平均年龄是44.5岁，而比尔。盖茨正是从44.5岁开始他的慈善事业。这也许意味着“到中国企业家做慈善的时候了”。

　　权威说法

　　慈善捐赠本身不可能“赚钱”

　　每年的慈善榜单都能引起众多质疑，关于“慈善捐赠是不是富人用于偷税、避税的手段”的质疑，今天上午，记者采访了北京丰台区地税局相关负责人。

　　据介绍，目前慈善捐赠主要分为个人捐赠和企业捐赠两种，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3%以内的部分将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的扣除比例为1.5%；个人捐赠则可享受捐赠额的30%甚至全额的减免税。

　　目前有大概27项捐赠可全额扣除——这也就是说，企业若有资产1亿元，那么它若捐赠出300万可以在纳税额中扣除，若捐赠500万，那么有200万还得另行缴税；个人捐赠1000元，那么就能够在个税缴纳时部分或全部扣除捐赠额后计算，这两种情况捐赠的钱款肯定高过免税的钱款。“这里不存在可偷税、漏税的地方。”

　　“捐赠能够给企业带来好的名誉、信用，在纳税评级上可能会赢得高的评分，从而间接受到优惠，但慈善捐赠本身不可能‘赚钱’。”这位负责人说。

　　记者揭秘

　　慈善榜是这样出炉的

　　寻找中国的卡耐基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最初胡润认为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因此他们调查了中国最富的500个企业家，包括《中国大陆百富榜》上的企业家，也交叉核对了最新的报道、新闻发布会和慈善基金会的档案等。

　　胡润也参加了慈善领域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拜访了一些学者、记者、业内人士和慈善家本人，从中筛选出了这个慈善家排行榜，他们当中的一些是广为人知的。排行榜候选人范围是有捐赠行为的中国内地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若控股公司50％以上，企业捐赠计入个人捐赠数额。2003年至今的捐赠和承诺捐赠都在统计范围之内。

　　媒体观点

　　中国慈善业未真正开始

　　中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这实际上是“捐款越多，纳税越多”，是对企业捐赠的变相“打击”。同时，中国慈善业的运作透明度不足，管理水平和公信力亟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