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地面：风险来自何处

　　人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吗？不，什么也不能学到。贪婪的依然贪婪，愚蠢的依然愚蠢，只是方式不同。这是巴菲特的回答。

　　越变，越没变。这是真的吗？也许。人性并没有改变什么，但是成功的投资者对人性的弱点都有深刻的洞察力，并克制住自己的致命缺陷。在当人群像旅鼠一样匆匆忙忙赴向大海自杀的时候，没有哪只旅鼠知道自己其实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人性的弱点一旦爆发，人们唯一的安全幻觉就是，别人也在这么做。

　　听听现在针锋相对而又此起彼伏的预测：中国股市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印度股市涨得比中国还高；而中国股市存在严重泡沫，是因为每次中国A股只要超过美国股市的回报，就必定下跌；中国股市之所以出现黄金十年，是因为美国、日本等国都曾经在这个增长时期出现，而且一旦股市冲破历史高点，一定还有50％的涨幅，但是人们好像已经忘记在前些年的市场是怎样的萎靡。

　　这些声音成为股市的复调，牵引着个体的操作行为。从声源来说，也许最为敏感的是来自管理层的意志，而且在目前的争论已经出现预言管理层干涉的呼吁，这是一种危险的博弈方式。而来自各方参与者观点，包括国际投行，可以看作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而绝非独立研究。每一个论调看似都有其道理，因为只要放置在一个特定的框架，其原理机制就可以发生作用。但反过来说，每一种论调只是一种自我证明和自我强化的“捕鼠器”。而这正是资本市场的奇异之处，在一个特定阶段，它变成了一种集体导向，相信它，它就会变成真的。预言和未来卷入在一起，互相证明而又互相诋毁。

　　中国股市在前些年被称为“赌场”、“政策市”、“绝缘体”市场，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制度基础，当初股权分置改革被批评为极限运动，但现在却证明是一次抓住关键时机进行制度整体跃迁的成功的惊险一跃。而对券商的整治，从最开始的“治病救人”，到后来的以“买棺材”代替“买植物人”，显示出政策的新取向。惟有痛定思痛的制度性变迁，而非左支右绌的账面游戏，才能约束决策者自以为是的“仁慈”和市场主体的愚蠢。惟有基于历史对价的“清理地面”，而非予取予夺的价值毁灭，才能保证政策的透明性与持续性，保护并创造投资者价值。

　　也许，现在还不是到总结股市历史的时候，而预测未来，更属于致命的自负，但这不证明，人真的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人性作为深不可测的海洋，还需要更多的沉潜，但是人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制度的跃迁会很大程度纠正人性的弱点。而就单个人来说，反省是一个人自己的宗教。

　　先不要谈论“黄金十年”，还是讨论风险如何发生。即使它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嘘的一下，也足够人们体悟。讲述的美国资本市场一个关键年代，20世纪的60年代，这是一个由沸腾变成泡沫的故事，是关于投资快枪手和共同基金的10年，见证了新股风潮、创造性会计、投资明星层出不穷以及企业联盟的10年。但这并不是一个温驯的甚至是懒洋洋的，充满了碎片一样明亮的乐观的十年，相反却存在着戏剧性的动荡和冲突。

　　如果说1960年代的开始还是一个高音C的话，那么到了暴风骤雨的1967年和1968年，则变得像切分音一样急促。看上去一切都在瓦解——美国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美元到巴黎不能兑换的地步，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被刺，学生骚乱逐渐升温，但是股票市场就像中国某个时期一样，变成了绝缘体市场，一路走高，用作者的比喻是，就像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享受最后的晚餐。但是没有玻璃温室市场，1970年4月22日，一位名为罗斯·佩罗的股票投资账面上损失4.5亿美元。——这一天的损失，可能是工业革命使得私人能够大量积聚财富以来，人在一天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损失。而正是由这一危机，导向整个美国股市的1960年代的变迁。

　　书中有一结论：“在商业禀性根深蒂固的美国，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内在稳定机制，不论精神上的还是操作上的。我们宁愿在一片混乱中暂时赚得盆满钵满，也不愿意少赚一点而维持长远的秩序和理智。”这种类似于国民性之病的农夫之叹，真的只是历史深处的叹息吗？

　　如果说美国股市1960年代，还没有电脑交易，没有网络股，没有海外市场，那么到描绘的年代，全然不同。书中讲述了一个豪华军团的覆灭。这个拥有前美联储副主席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套利基金，仅仅存活了5年，辉煌时是备受推崇的天才，而陨落时，却如同垂直下坠，两个月输掉45亿美元。其实LTMC两位经济学家Meriwether和Leader是将数量经济引入市场操作的开创人，他们的证券交易的可计算模型，不仅导出了交易的应有价格，而且希望将风险数量化。但是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很多参数并不能计入模型，而且从模型的角度，很多变量被有意无意忽略。太多的噪音交易者，主导其选择的未必是理性原则，而更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冲动和群氓心理。

　　在全球化市场中，这种破坏的能量如同无定向风，考验着每一个市场的“地面”。

　　刘晖